2016年《政府工作報告》將今年的赤字率由去年的2.4%，提高到了3%，擬安排財政赤字規模2.18萬億元，創歷史新高。針對今年財政政策的取向問題，3月6日全國政協副主席、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，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財政政策能發揮更好作用。
在當前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不穩定、不確定等背景下，更積極地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，對穩增長和推動供給側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義。不過，鑒于前期刺激所帶來的問題尚處于消化過程，人們對積極財政政策多少有些一朝被蛇咬的謹慎，這使得如何掌好舵、發揮好積極財政政策，變得尤為關鍵。
近年來國內信用創造呈現增速邊際遞減趨勢，這既與產能過剩和債務緊縮的境況有關，又與財政政策的相對謹慎有關，即信用周期，既需要“信”又需要“用”。寬松的貨幣政策為市場提供了“信”的資源，但貨幣政策之于信用和經濟周期，如同繩子只能推不能拉，因此缺乏積極財政政策的支持，單憑寬松貨幣政策放水，對穩增長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如同是一塘死水。
要用好積極財政政策，存在積極主動與消極主動的方向抉擇問題。2008年的巨額經濟刺激計劃，采取的是政府積極主動負債投資的積極財政政策，這種通過負債增加資產的方式，既加速了信用創造又擴展了國有資產規模，如留下了很多優質資產。不過，也帶來了全局性的產能過剩問題，加劇了債務緊縮和不良資產反彈風險。
事實上，人們對積極財政政策的謹慎，實際就是對政府主動負債投資政策的擔憂，因為上一輪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高負債、產能過剩，映射政府不一定比市場主體更具有更多的決策數據，形成足信的決策模型，保障主動負債型積極財政政策的有效性等。
要真正用好積極財政政策，應取向于消極主動，即通過減稅清費和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等政策，支持供給側結構改革，激活經濟內生增長活力。其一，當前國內私人部門的實際稅負要遠高于利用IMF等狹義指標計算的名義稅負，切實有效地通過全面稅改，降低私人部門稅負，將有助于提高國內投資的邊際收益率。同時，使更多的資源留存在創造價值的部門，可激活經濟金融系統的內生性信用創造能力和空間。
其二，規范稅前抵扣標準，切實清理整頓不合理增加私人部門稅基的政策，真正降低企業的稅負。其實，私人部門的稅負，不僅體現在稅率和稅制結構上，更體現在稅基的規范上，現有稅制在計算稅基過程中，很多私人部門必要的成本和費用支出，未能全部獲得稅前抵扣，這是近年來營改增等稅制改革，名義上降低了私人部門稅負，但實際卻因為稅基計算問題而未能真實降低、甚至還增加了私人部門稅負。因此，加快稅制由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的轉型，清理整頓稅基標準，將切實有效減輕企業稅負，激活企業活力，助力供給側改革。
其三，加快推進以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。目前的個稅無法反映通脹情況，也無法反映個人的實際負擔，通過改革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，減輕個人的稅負，將可激活人力資本的內生活力，助力供給側改革。
其四，優化財政預算支出結構，壓縮不必要的行政費用，推動簡政放權、減員增效的行政體系改革，增加財政專項支出費用的比重，如創新創業支持基金等有助于供給側改革的轉向支出等。
因此，當前的積極財政政策，應避免倚重財政主動負債投資模式，而應落在減稅清費和調整財政預算支出結構等消極主動方面，借此激活經濟內生活力，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
